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
Terrie Walmsley，Angel Aguiar，Syud Amer Ahmed
东亚-太平洋地区（EAP）在1965至1990期间人口统计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极大地促进了这段期间经济的增长。尽管这样的人口统计特征变化将在未来持续，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会像过去一样显著。这样的变化造成了一些亚洲国家劳动力短缺，而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动力却得到了增长，进而对所有国家产生了很大的经济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预期在2040年达到经济零增长。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如今生育率正在下降，而未来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国家在2020年前将以3%-5%的速率进行经济增长，之后则面临经济负增长。
一个完善的区域人口流动策略应减轻某些EAP国家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对劳动力过剩的国家的外来工人提供较高的收入，这些工人则可以将收入汇回母国带动其经济发展。
本文在上述人口统计特征变化下，通过全球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之间人口流动性增加所带来的影响。由于一个国家的人口统计特征和人口流动的变化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全球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所造成的生产要素和价格的波动。
1. 分析框架
本文分析框架为基于国际组织对未来（2007-2050）各国的人口、实际GDP和劳动力增长率的可靠预测，通过全球动态一般均衡模型（GMig2Dyn）对未来世界增长路径进行模拟分析。在此模拟单增长路径上，本文还引入了更多的国际移民政策，使得劳动力短缺的亚洲国家从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引入人口。
1.1. 模型
动态全球人口流动模型（GMig2Dyn）是基于动态GTAP模型（GDyn）和双边人口流动模型（GMig2）建立的新模型。GMig2Dyn和Gdyn均以标准GTAP模型为基础进行修改。
在标准GTAP模型中，资本可以在一个区域的不同行业之间流动，但不能跨区域流动。GDyn则通过引入了国际资本流动和积累的机制而对标准GTAP模型进行了扩展。GDyn允许投资者预期发生错误，但这个错误在自我修正的适应性预期机制下将逐渐消失。最终全球不同区域的资本回报率逐渐趋于一致，跨区域的资本流动最终进入稳态增长。
GMig2通过引入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跨国流动扩展了标准GTAP模型，并且用以研究跨国人口流动对移民与永久居民的增长率、汇款和实际收入的影响。此模型中还包含了每个行业的本国和外国劳动力人数，如果本国劳动力与移民拥有相似的技能，则他们之间是不完全替代关系。但是，模型不区分不同来源国的外国劳动力，也就是说，不管来源国是哪，外国劳动力对于雇主来说都是一样的。
1.2. 情景设定
本文模拟了2007至2050年间，假设移民政策允许劳动力在EAP各国自由流动，实际工资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此情景中，移民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1）我们假设各国外生地增加移民数量以保持一定的移民份额；（2）我们假设移民政策自由化，劳动力则可通过比较母国与目标国的实际工资来实现人口流动。这两种效应可能会产生相反的影响。例如，一个人口正在增长的国家为了保持移民份额不变会增加移民数量。但这个国家可能由于人口增长正面临实际工资下降的问题，于是导致本国居民外流和外国移民回流，抵消了之前移民增加的影响。
2. 模拟结果
2.1. 人口统计特征变化和实际工资
图2和图3展示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预测的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的年增长率。其中，所有国家的技术劳动力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非技术劳动力增加率则没有下降得那么快。
图4和图5展示了由于上述人口统计特征变化导致的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要素价格的累积变化率。其中，香港为实际工资变化最大的地区。2050年香港的技术劳动力实际工资将比2007年高350%，非技术劳动力则为600%。而新加坡实际工资增长较慢，尽管在此期间其劳动力增长率很低。这是因为预测的新加坡未来GDP比起香港来说增长较为缓慢。
2.2. 移民政策自由化对劳动力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劳动力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预测变化和开放移民政策。预测变化包括因永久居民自然变化率和移民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不变的假设而导致的劳动力变化。开放移民政策部分包括本国移民人口流动和永久居民回流等内生导致的劳动力变化。本模型中，由于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口统计特征变化等导致的各国实际工资差距驱动了内生的人口流动。两国之间的人口流动数量取决于其实际工资和失业率的变化。
图6和图7比较了一些国家的技术、非技术劳动力的预测和内生选择变化。从图6可知，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内生选择的劳动力变化并未显著改变预测劳动力增长趋势（香港除外），这是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移民人口所占份额并不高。2007至2012年金融危机期间，实际GDP和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因此图6和图7在此期间均展现出移民下降（或者回流上升）的趋势，具体表现在内生选择的变化均在预测劳动力变化之下。图7针对非技术劳动力，结论与图6类似。
2.3. 移民政策自由化的宏观影响
表4展现了移民政策自由化对GDP的影响，并将其分解为资本、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以及技术的变化这几个部分。各个部分的重要性体现在初始份额（initial share）中。同样，这里也将各变化分为预测变化和开放移民政策的内生变化，两者一起决定了新移民对实际GDP的影响。整体来看，只有日本和新加坡的非技术移民下降（VIII列比VII列影响大），可能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所有国家的技术移民均上升（XII列比XIII列影响大）。
中国由于开放移民政策实际GDP也得到了增长，尽管增长的技术劳动力来源于回流，而不是新移民。整体来说，东亚所有国家（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因开放移民政策而导致的劳动力均增加，并且它们的资本累计也上升（列III），然而东南亚国家（越南除外）由于劳动力和资本下降则遭受了小幅度损失。
3. 总结
本文分析了EAP区域内开放移民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当人们面临人口统计特征和其他经济因素导致的相对工资变化时，东亚的新移民和回流人数均上升。除了泰国和菲律宾外，所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实际收入上升。这是因为泰国和菲律宾面临大量移民回流，减少了汇款，因而减少了总收入。而东亚国家的新移民和回流增加促进了它们实际GDP的增长。
吸引移民的国家能提高其产出和资本的回报率，因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东亚则将面临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于是GDP得到提高。即使对于日本和新加坡这种移民流动变化较小的国家，移民带来的实际GDP的增长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和新加坡应该考虑大力开发移民政策以吸引外来移民。
原文：Walmsley, T., Aguiar, A. and Ahmed, S.A., 2017. Labour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 World Economy, 40(1), pp.116-139.
摘要翻译：欧阳梦春